体认语言学：语言学史的观照

摘要：体认语言学凸显“体验”和“认知”，是中国学者对认知语言学的改造。本文从对语言学史的追溯出发，通过文献梳理和史实澄清，观照体认语言学的特点和价值——从“某种语言学”观照体认语言学的理论性，从普遍语法学观照体认语言学的普遍性，从语言人本论观照体认语言学的人本性。其旨趣在于祛除简单套用西方理论的弊端，提倡勇于改造理论的精神，以更好地推动语言学的发展。

关键词：体认语言学；语言学史；理论性；普遍性；人本性

引言 

王寅（2007）在《认知语言学》中强调认知语言学要以身体经验和认知为出发点，并在《后现代哲学视野下的体认语言学》一文中正式提出了“体认语言学”这一概念（王寅，2014）。2020年，他的《体认语言学：认知语言学的本土化研究》一书正式出版，其中着重强调了体认语言学的核心原则为“现实—认知—语言”（王寅，2020），在该书中，他一方面从哲学史、神经科学、语言起源、语言学史等角度阐述了语言的体认性，强调体认性可为象似性提供基础；另一方面，运用体认原则剖析语言各层面的情况，试图提供统一的解释方案。本文拟通过对语言学史的追溯来观照体认语言学的特点和价值。学术史的长河奔流不息，基于西方学者原著的追溯难免会显得冗长甚至繁琐，然而唯其如此，才能使我们从中真正受益，并获得新知。

一、从“某种语言学”观照体认语言学的理论性

“某种语言学”意味着：①一种理论的标签；②该理论与其他理论有别。继而，我们可以推断：这种理论应是以某种语言的事实为基础的（即受限的），不可能有某种理论是建立在人类所有语言的事实的基础上的；这种理论对语言研究具有一定价值（但也是受限的），不可能有某种理论对人类所有语言的事实都具有同样的普遍价值。我们还可以进一步推测：在该理论的背后，即在其提出者的语言观的背后，可能存在某种哲学思想作为支撑。换言之，当我们说“某种语言学”时，指的是一种可能基于某种哲学思想、在某种程度上具有普遍价值的语言学理论。

1. 欧洲语言研究的传统术语

1777年以前，欧洲学者称其语言研究主要来自古希腊的两个术语。一个是grámmatiké（即读写知识，通常译为“文法学/语法学”），该词来自grámmatikós（即读写者），而其中的grámmat（即字母）来自gram（即书写）。Dionysius Thrax（公元前170—公元前90）的Téchnē Grámmatiké（《读写技艺》，亦译为《文法技艺》）被视为欧洲语法学原典。另一个术语是philologia（通常译为“语文学”）。公元前3世纪，古希腊学者对亚历山大里亚图书馆收藏的书稿进行研究，并将这种活动称为“philologia”（philo 爱好+logia语言知识）。Eratosthenes of Cyrene（公元前274—公元前194）曾经担任亚历山大里亚图书馆的馆长，他也是最早自称“philologos”（语文学家）的学者。这两个术语都与语言研究相关，但grámmatiké与“读写”的关系更密切，而philologia与“文献”的关系更密切。尽管不同学者的研究各有侧重，但19世纪以前的欧洲语法学或语文学就已经囊括了语言研究的方方面面（邱雪玫、李葆嘉，2020）。

1574年，日内瓦大学教授B. C. Bertram（1531—1594）在《希伯来语和阿拉米语的比较语法》中已经使用了“比较语法”（comparatio grammaticæ）一词。17世纪时，尽管荷兰学派中语言亲缘比较的理论和方法（Boxhorn，1654）已经成熟，但是“比较语法”并未得到正式定名。直到19世纪初，比较解剖学风靡一时，德国学者才为这门学科加冕。首先是J. S. Vater（1771—1826）在《试论普通语法学》（1801）中提出应建立“比较语法”（vergleichende Sprachlehre），兼指亲缘比较和结构对比；之后，A. W. von Schlegel（1767—1845）在《本哈迪〈语法学〉评校》（1803）中提出专指语言亲缘关系的“比较语法”（vergleichende Grammatik）；再后来，F. von Schlegel（1772—1829）在《论印度人的语言和智慧》（1808）中沿用了其兄 A. W. von Schlegel 的术语。德裔俄国学者 F. von Adelung（1768—1843）在《凯瑟琳大帝对比较语言学的重要贡献》（1815）中最早使用了“比较语言学”（vergleichende Sprachenkunde）这一术语，德裔英国学者 F. M. Müller（1823—1900）则在《论印欧语比较语文学与人类早期文明的关系》（1849）中最早使用了“比较语文学”（Comparative Philology）这一术语。

2. Linguistik 的出现和传播

随着大航海时代的到来，一大批记录异邦语言的字母表、词表、语法书和会话手册等纷纷面世。1777年，奥地利神父J. M. Denis（1729—1800）创造了“Linguistik”（语言学）这一术语：“德文的语言学（Sprachenkunde）或拉丁文的语言学（Linguistik）包括以下书籍：①关于语言术语的小册子或论文；②关于文字和字母图形的小册子或论文；③语言教材或语法书；④词典或字典”（Denis，1777：274）。1808 年，该术语出现在J. S. Vater 主编的《民族志和语言学总体档案》中，Auroux（1987：450）指出，当时对“Linguistik”的定义是：“调研不同语言的特点，对之进行分类……并从中推断其谱系和亲缘关系。”

1812年，法语史学家A. G. Henry（1753—1835）在《法兰西语言史》中两次使用了“语言学”（Linguistique）这一术语；1826年，意大利裔法国学者A. Balbi（1782—1848）在《全球民族志地图集导论》中使用了该词；1827年，Par Quatre Professeurs de L’université编撰的《法语经典词典》将“Linguistique”这一词条收录其中，释义为“语言的科学”（Science des Langues）。根据Auroux（1987）的考证，以上这些线索表明法语已经从德语中接受了“语言学”这一术语。英语也同样接受了这一术语，具体线索包括：①linguistic（adj.）最早见于1824年，其义为“关于语言研究的”，来自德语的 linguistisch（1807）；②linguistics（n.）最早见于1847年，其义为“语言的科学”。

3. 给“语言学”加限定词

1801—1803年，德国语言学家Bernhardi（1768—1820）的专著《语法学》出版，其中第一卷名为“纯粹语法学”（Reine Sprachlehre），第二卷名为“应用语法学”（Angewandte Sprachlehre）。这样的划分方式显然是受到了数学家的启发。1870年，波—俄语言学家 Бодуэн де Куртенэ 在彼得堡大学开设“语言学导论”课程，他在讲稿《关于语言学和语言的若干原则性看法》中提出：“首先，很有必要区分纯粹语言学（чистое языковедение）与应用语言学（прикладного языковедения）。前者即语言学自身，其主题是把语言自身视为某种同质性事实的概括，将之归因于所谓人类生活表征范畴的普遍性；后者的主题则是把纯粹语言学的资料应用于其他学科领域。”（Куртенэ，1963a：62）

18世纪以前，语言学研究主要与文献学、历史学、民族学交融在一起。而19世纪时，语言研究先后受到生物学、心理学和社会学的影响，这表明语言学家逐步认识到语言的生物性、心理性和社会性。例如，德国语言学家W. von Humboldt（1767—1835）认为语言具有一切有机体的本性；其友人F. Bopp（1791—1867）也赞同语言有机体学说；K. F. Becker（1775—1849）著有《语言的有机体：德语语法引论》一书；Bopp的学生Müller发展了语言有机体学说；A. Schleicher（1821—1868）更自认为是von Humboldt 学说的继承人，他提出了语言研究的自然主义。尽管这些学者的理论观点可被视为“第一代生物语言学”，但他们都没有为自己贴上“生物语言学”的标签。1950年，美国科学家C. L. Meader和J. H. Muyskens的《生物语言学手册》中第一次出现了“生物语言学”（Biolinguistics）这一术语。

德国心理学家H. Steinthal（1823—1899）在《语法、逻辑和心理》（1855）及《心理学和语言学导论》（1871）两部著作中，深入地探讨了历史、心理、民族与语言之间的关系，建立了基于心理的语言学理论。他的理论观点可谓“第一代心理语言学”，但他也没有在自己的研究中提出新的术语名称。Steinthal的追随者Бодуэн де Куртенэ在《语言科学的任务》（1889）中指出：“语言的基础纯粹是心理的（即大脑中枢的），因此语言学应归结为心理科学。然而，由于语言只能在社会中实现，并且由于个体心智通常只能在与他人的交往中得到发展，所以我们有理由认为语言学是心理—社会科学”（Куртенэ，1963a：217）。1903年，奥地利心理学家O. Dittrich（1865—1951）在《语言心理学基础》中使用了“语言心理学”（Sprachpsychologie）。1936 年，美国心理学家J. R. Kantor（1888—1984）在《语法的客观心理学》中使用了“心理语言学”（Psycholinguistics）。

受法国社会学家D. É. Durkheim（1858—1917）的影响，法国语言学家A. Meillet（1866—1936）在《普通语言学的研究现状》中指出，“由于语言是一种社会制度，因此语言学就是一门社会科学，并且可以用来解释语言变化的唯一可变因素就是社会变化”（Meillet，1906：307）。1909年，G. de La Grasserie（1839—1914）发表了《论语言社会学》，文中使用了“sociologie linguistique”这一术语。1910年，A. Dauzat（1877—1955）在《语言的生命》中阐述了Meillet的学说，并提出了“社会语言学”（linguistique sociale）这一术语。

20世纪时，随着linguistics这一术语的不断传播，19世纪通称的“比较语法”“比较语文学”有了新的名称：1924年，丹麦语言学家O. Jespersen（1860—1943）在《语法哲学》中使用了“比较和历史语言学”（Comparative and Historical Linguistics）；1941年，美国语言学家B. L. Whorf（1897—1941）在《语言与逻辑》中明确了“比较语言学”（Comparative Linguistics）和“对比语言学”（Contrastive Linguistics）之间的区别。

4. 结构语言学、功能语言学、生成语言学

瑞士语言学家F. de Saussure（1857—1913）在《普通语言学教程》（1916）中并没有给他自己的语言学理论贴上特别的标签，而只是沿用了已有的“普通语言学”（linguistique générale）这一术语。19世纪初，受Vater《试论普通语法学》（Versuch einer allgemeinen Sprachlehre，1801）的影响，von Humboldt于1810—1811年发表了《普通语言学基础论纲》（Thesen zur Grundlegung einer allgemeinen Sprachwissenschaft）。1876年，他的追随者Бодуэн де Куртенэ撰写了《适用于一般雅利安语，尤其是斯拉夫语的普通语言学课程大纲》（Куртенэ，1963a：78-87），当时Бодуэн де Куртенэ已经开始在喀山大学讲授“普通语言学”（общему языковедения）课程——这比de Saussure早了30年。

而“结构主义”“结构语言学”等术语则是由R. Jakobson（1896—1982）在《浪漫主义的多功能性——新的斯拉夫研究》（1929）中首先提出来的：“当今科学的指导思想的表现形式极其多样化，如果要对其作出简要描述，那么没有比结构主义（strukturalismus）更合适的标签了。当今科学讨论的每一组现象都不是机械堆积物，而是被当作一个结构整体、一个系统（systém）来讨论的，科学的基本任务是揭示现象内在的法则——发展规律。不是出于某种外部的动机，而是基于其发展的内部假设，不是就其机械理解的起源，而是针对其功能（funkce）这一当今科学兴趣的中心。正因为如此，结构语言学（strukturální lingvistice）作为内在的人文科学，在这次代表大会的辩论中被经常提及，这显然并非巧合；同样，在大会决议中出现的关于结构语言学的那段阐述，也绝非偶然。”（Jakobson，1929：10-11）由此可见，Jakobson主张的是结构—功能主义。1951年，后布龙菲尔德学派的代表人物Z. S. Harris（1890—1960）的著作《结构语言学的方法》出版。此后，“结构语言学”（Structural Linguistics）这一术语逐渐变得广为人知。

“功能”“功能语法”“功能语言学”是逐步成长起来的。1866年，法国语言学家M. A. Bréal（1832—1915）发表了《词语的形式和功能》，强调语言研究不仅要包括形式研究，更应注重功能研究，而功能研究将人类的心智发展作为研究核心（Bréal，1866）。1887年，法国学者G. Paris（1839—1903）提出，“语言是一种社会功能（fonction sociale），也就是说，它不存在于孤立的个体中，而只能被视为合作的产物”（Paris，1887：69）。1927年，法国心理学家F. Paulhan（1856—1931）在《语言的双重功能》中指出，语言具有符号功能和指示功能。1923年，英国B. Malinowski（1884—1942）提出，“语言在其原始功能中被视为一种行为方式，而不是思想的对应符号”（Malinowski，1923：296）。J. R. Firth（1890—1960）继承发展了Malinowski的学说，开创了英国结构—功能学派。M. A. K. Halliday（1925—2018）著有《语言的系统与功能》（1976）、《功能语法导论》（1985）等作品。Halliday所使用的术语——从系统语法（Systemic Grammar）到功能语法（Functional Grammar），到系统功能语法（Systemic-Functional Grammar），再到系统功能语言学（Systemic-Functional Linguistics）——的变化显示了其理论的不断演进。

最初，在《句法结构》一书中，A. N. Chomsky（1928—）将自己的理论命名为“转换语法”（Transformational Grammar）（Chomsky，1957：44），而在 1961年《关于生成语法的方法论评论》一文中，他采用的是“生成语法”（Generative Grammar）这一术语。此前，R. P. Stockwell已经发表了《语调在英语生成语法中的地位》（The Place of Intonation in a Generative Grammar of English）（1960）一文。至于“转换生成语法”（Transformational-Generative Grammar）、“转换生成语言学”（Transformational-Generative Linguistics）、生成语言学（Generative Linguistics）都是后来才出现的叫法。这一系列术语的转变轨迹显示的是从“语法”到“语言学”的版本升级，以及其核心概念从“转换”（沿用其师Z. S. Harris的术语，残留些许结构语言学的印记）到“生成”（带有先验语法、心智主义语言观的色彩）的转移。

5. 认知语言学、神经语言学、计算语言学

20世纪80年代，基于体验哲学的认知语言学兴起，美国语言学家R. Langacker最初称之为“空间语法”（1982），后来，他于1986年发表了《认知语法基础》。而在1983年，比利时鲁汶大学教授B. Rudzka-Ostyn就已经发表了《认知语法与荷兰语Uit和波兰语Wy的结构》（Cognitive Grammar and the Structure of Dutch Uit and Polish Wy）。在G. Lakoff和M. Johnson的著作《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》（1980）中并未出现“认知语言学”这一表述，只有“认知心理学”（cognitive psychology）（Lakoff & Johnson，1980：48）和“认知能力”（cognitive faculty）（Lakoff & Johnson，1980：215）各出现一次。直至《女人、火与危险事物：范畴显示的心智》（1987）中，Lakoff才多次使用“认知语言学”（Cognitive Linguistics）。而早在1980年，卡迪夫语法的创始人R. P. Fawcett在其《认知语言学和社会互动》中就已经使用了这一术语。

根据陆月华（2008）在《神经认知语言学发展综述》中的回顾，S. Lamb对语言的研究始于20世纪50年代末，在层次分析的基础上形成了层次语法（Stratificational Grammar）；20世纪70年代初，Lamb将其理论命名为“认知层次语言学”（Cognitive-Stratificational Linguistics）；到了20世纪80年代，为强调语言认知和大脑神经网络之间密不可分，同时与其他新诞生的认知语法相区别，Lamb将他的理论正式命名为“神经认知语言学”（Neurocognitive Linguistics）；1999年，他的《大脑路径：语言的神经基础》一书出版，对神经认知语言学的基本原则和主要特征进行了较为全面的阐述。不过，陆月华（2008）并没有为“20世纪70年代初……命名为‘认知层次语言学’”“20世纪80年代……正式命名为‘神经认知语言学’”提供文献证明。

Lamb曾经在访谈中指出：“大约从1966年开始，我首次称它为层次语言学。……因此，我认为用‘认知’这个术语作为标签来区分这个理论是合适的。最近一些语言学家将‘认知’一词用于其他理论，但他们并未说明语言结构描述与大脑之间的关系，为了与其他‘认知’理论区分开来，我便开始使用‘神经认知语言学’（Neurocognitive Linguistics）这一术语。”（Cheng Qilong，1998）这次采访的时间是1998年6月，Lamb所言的“最近”（more recently）即1998年的最近，也就是说，他直到那时才开始使用“神经认知语言学”。而术语“认知层次语言学”则见于J. Copeland和P. Davis主编的《认知层次语言学论文集》（1980）。虽然也有人认为“认知语言学”这个术语首先出现于1971年，但这可能也是子虚乌有。查阅Lamb（1998）《语言和思维相互作用中的神经认知结构》一文，其中并未出现“认知语言学”这一术语。除标题中的neuro-cognitive structure以外，cognitive在正文中共出现17次，包括cognitive system（5次），cognitive process、cognitive phenomena、cognitive fo-undation、cognitive operation、cognitive activity、cognitive scientist（各1次，共6次），以及neurocognitive system（3次）、neurocognitive subsystem（2次）、neurocognitive perspective（1次）。

神经语言学以现代科技为基础，其先导Бодуэн де Куртенэ曾在《论语言现象的心理基础》中预言：“如果不久的将来，能够发现神经元（神经细胞）的动态变化与化学变化或物理能量变化之间的联系——那就太好了。到那时，这两个领域的成果将会把它们连接成一个共同的科学体系。”（Куртенэ，1963b：65）苏联科学家А. Р. Лурия（1902—1977）在20世纪60年代撰有《神经语言学的基本问题》（Основные проблемы нейролингвистики）。“计算语言学”是由美国科学家D. G. Hays（1928—1995）提出的，他著有《计算语言学导论》（Introduction to Computational Linguistics）（1967）一书。“计算语言学”是建立在新工具、新理论、新方法的基础上，对语言进行数据—模型化处理，是面向人工智能的一门语言学。

语言学史明，则理论方法无不明。以上不厌其烦的追溯显示：欧洲最早的语言研究是以应用为目的的。15—17世纪形成的比较语言学（及对比语言学）凸显的是方法论；19世纪时出现了生物语言学、心理语言学和社会语言学，意味着研究者对语言现象甚至本质的认定；20世纪以来的结构语言学、功能语言学、生成语言学和认知语言学，凸显的都是本体论；神经语言学、计算语言学则建立在现代科技的基础上。大体而言，语言学发展的主要线索是：应用论→方法论→现象论→本体论→科技论。通过多年的探索和思考，为了强调语言的“互动体验”，王寅将“认知语言学”本土化改造为“体认语言学”（Embodied-Cognitive Linguistics），凸显的是语言本体论，坚持语言的特性是人的体认性。由此，语言学史上出现了一份认知语言学的新版本。

二、从普遍语法学观照体认语言学的普遍性

体认语言学认为，由于全世界的现实基本相同，人类的身体结构和功能也相同，这就可以解释语言（结构）为何具有普遍性，这种体验普遍性与Chomsky的天赋普遍性是相对的（王寅，2020：8）。既然认为人类语言结构具有普遍性，且被称为“某种语言学”，那么就意味着该理论具有一定的普遍性。

作为欧洲语言学重要术语的“普遍语法”，拉丁文是grammaticæ generalis/universalis，法文是grammaire générale/universelle，德文是allgemeine Grammatik/allgemeine Sprachlehre/allgemeine Sprachkunde/ursprachlehre，英文是Uiniversal Gram-mar。其限定词的含义存在细微差别：generalis（拉）、générale（法）的含义是“一般的/通用的”；universalis（拉）、universelle（法）、uiniversal（英）的含义是“普遍的/原初的”；而德文的allgemeine的含义则是“总体的/综合的”。可谓浑言（模糊概念）不分，而析言（精准概念）有别（李葆嘉，2021）。

1. 思辨语法与普遍语法理念

通常认为，思辨语法孕育了普遍语法。12 世纪时，欧洲学界才吸收了Aristotle（公元前384—公元前322）的哲学思想，把逻辑和语法联系起来，开始联想到语言的普遍法则。1150年，法国哲学家P. Helias（1100—1166）在《普利西安学说概要》中批评Priscian（512—560）的拉丁文法，指出语言研究应当逻辑化。苏格兰经院哲学家D. Scotus（1265—1308）在《问题论丛》（1306—1307）中将此种语法理论称为“思辨语法”（grammatica speculativa）。约1255年，丹麦学者M. de Dacia（1220—1304）撰写了《论意义模式》。其后，经院哲学家在他们的语法论著前常冠以“De modis significandi”（即表意模式），因此他们被称为“摩迪斯泰学派”。1310年，德国学者T. d’Erfurt（生卒年不详）在《关于意义模式或思辨语法的论文》中将这一派的理论加以系统化，以便从当时的多种语言中提取出通用的语法规则。

在经院哲学家涉及“普遍语法”的论述中，最著名的是英国学者R. Bacon（1124—1294）的一句名言：“如果希望揭示拉丁语的含义，就必须与希腊语语法进行比较，就像我们虽然在大多数情况下说拉丁语，但人们必须要了解希腊语说的内容，因为所有语言的语法在本质上都是相同的，而差异仅仅是偶然的。”（Bacon，1902：27）不过，Bacon（1902）整部书中并未出现“Universal Grammar”这一术语。

这些普遍语法的先驱所了解的“所有语言”，主要是指德语、英语、法语和古典语言，也可能涉及希伯来语。他们心目中的“普遍语法”或“语法普遍性”理念，实际上是基于逻辑规则（相同的）和形态变化（变异的）的一种衡量，其思想根源主要来自Aristotle的逻辑学和Priscian的拉丁文法原理（李葆嘉，2021）。

2. 普遍语法和比较语法研究

1630年，德国哲学家J. H. Alsted（1588—1638）首次在《百科全书七种》中将语法分为“普遍语法”和“具体语法”。该书第一卷中有语法分类框图（Alsted，1630：6）。其中，一般语法（Generalis Grammaticæ）基于通用性（可以查考），原初语法（Prima Grammaticæ，见一般语法的第七层）基于始源性（借助推测），创世语法（Genesi Grammaticæ，见应用语法的分类）基于圣经传说（凭借信仰）。1660年，法国哲学家A. Arnauld（1612—1694）和语言学家C. Lancelot（1615—1695）合著了《普遍唯理语法》，书中强调，作为人类思维方式的基础，逻辑或理性决定了人类语言的深层构造。

与之类似的术语还有“通用语言”和“通用语符”。1629年11月，法国哲学家R. Descartes（1596—1650）曾写道：“如果有人能够很好地解释人们思想中的简单概念，并且认为其所有想法都是由这些概念组成的，并且能为所有人接受，那么我就敢于希望有一种强大的通用语言（langue universelle），容易学习、发音和书写，以及它必须能够用于判断主要的事情，清楚地表达万物，以至于几乎不可能出错。”（Descartes，1657：498）Descartes想将所有哲学都建立在清晰而独特的思想之上，他对通用语言的看法显然与其哲学原则相关。德国哲学家G. W. Leibniz（1646—1716）在《论组合技艺》（1666）一书中，也曾设想用有限的原初概念符号构成所谓的“通用语符”（characteristica universalis）。一般认为，Arnauld和Leibniz都受到了Descartes的影响，而Descartes的思想则可能受到荷兰学派（以莱顿大学的多位教授为主体）的“语言同源论”和“文化总体观”的影响。德国学者D. G. Morhof（1639—1691）同样受到荷兰学派的影响，在其《博学者》（1688—1692）中有一章专门讨论“普遍语言和始源语言”。

18世纪，针对普遍语法的研究进一步展开。在这一领域中有专著出版的研究者包括：英国学者M. A. J. Henley（1692—1756）、德国学者I. G. Canz（1690—1753）、英国哲学家J. Harris（1709—1780）、法国学者N. Beauzée（1717—1789）、法国学者A. C. de Gébelin（1725—1784）、德国学者J. W. Meiner（1723—1789）、德国学者I. Mertian（1766—1843）、法国学者S. de Sacy（1758—1838）、德国学者F. Schmitthenner（1796—1850）等。也许，在这些学者的脑海中有两种图景：一种是各种语言的语法虽有不同，但是存在一种贯穿其中的通用语法（符合理性和逻辑）；另一种是所有（主要指欧洲及西亚）的语言都同源，其语法在原初都应相同（据圣经巴别塔传说），各种差别都是后来发生的变异。

一些学者认识到，只有对不同语言的具体语法或特殊语法进行比较，才能使普遍语法丰富化。德国哲学家Alsted（1630：108）指出：“良好的交谈方式，某种程度上要依靠希腊文和拉丁文的语法比较（comparatione Grammaticæ）。语法和逻辑的正确性，某种程度上取决于双方所掌握的一般语法（Grammaticæ generalis）知识。”在《原始世界与现代世界的分析比较，言语自然史的深思；或普遍语法和比较语法》一书中，法国语言学家Gébelin（1774：558）不但揭示了特殊语法与普遍语法之间的关系，而且阐明了创立比较语法（对比语法）的必要性：“实际上，特殊语法（grammaires particulières）仅仅是普遍语法（grammaire universelle）和原初语法（grammaire primitive）被每种语言的特殊天赋所修改后的原则，因此它们都可以转化为一般规则。而将要创立的比较语法（grammaire comparative）旨在显示所有特殊语法记录的内容，以及其各自如何以某种方式修改共有原则，并为每种变化提供必然的理由。”在Gébelin（1774）看来，“比较语法”（对比语法）旨在呈现所有具体语法的描述，并揭示其各自如何以某种方式修改共有原则，并为每种变异提供必然的理由，即今人所谓语法的“共性和个性”或“原则和参数”的关系（李葆嘉，2021）。

3. 唯实论普遍语法和唯理论普遍语法

1963年，美国语言类型学家J. H. Greenberg（1915—2001）以德—奥学者W. Schmidt（1868—1954）在《地球上的语言家族和语言危机》（1926）中的研究为基础，在《一些与有意义要素顺序有关的语法普遍性》中列举了人类语言的45个普遍现象，并提出“蕴涵共性”理论。Greenberg和Chomsky都受到传统普遍语法的影响，然而，Greenberg采用的是基于经验分析的对比方法，而Chomsky则主张使用先验语法和数理公式。由此可见，理论界存在两种普遍语法：一是唯实论的普遍语法；一是唯理论的普遍语法。Greenberg的普遍语法或“语法的普遍性”属于前者，而Chomsky的普遍语法或“语法的先验性”则属于后者（李葆嘉，2021）。

与以上追溯的普遍语法学一样，基于体验哲学的认知语言学也强调其理论的普遍性。正如王寅（2020：8）所强调的：“这种体验普遍性与乔姆斯基的天赋普遍性相对。”同样，本土化的体认语言学也是如此。“本土化”并不意味着体认语言学的研究对象仅局限于汉语，该理论的倡导者甚至不会满足于对英语的分析，可能还会想运用其原则分析其他更多语言。换言之，如果一种语言学理论不具有一定程度的普遍性，就不配自称为“某种语言学”。多年来，笔者一直在探索如何建构“既切合汉语事实又具有普遍价值”的语义语法学理论，即秉承“共性与个性皆寓于个别之中”的哲理。因此，“某种语言学”必然关注语言共性与个性的统一。

三、从语言人本论观照体认语言学的人本性

1. M. A. Bréal的语言人本观和心智论

体认语言学凸显了语言的人本观。王寅（2020：4-7）指出，“语言是‘人之所为、惟人参之’”“Language is learned and used in context by human beings”“从后现代人文主义的角度看，研究语言如不提人本性，谈何理论之‘充分性’?”“据此我们就能清楚地认识到体认语言学派的基本立场，大力倡导从‘人本观’角度研究语言，且认为语言只能是‘互动体验’和‘认知加工’的结果，人们的心智、语言等皆是人之所为，……体认语言学的登场，正顺应了西方建设性后现代哲学所倡导的‘体验人本观’之大潮。”不仅如此，王寅（2020：58）还专门讨论了语言的“体认性和人本性”。

2001年，笔者在《语言是人类的精神家园》中写道：“根据人类学家的见解——现代语言造就了现代人类和现代文化，这一‘现代’，……指人类进化史上的‘现代’，即从距今3.5万年之际以人类语言成熟为标志而开始的‘现代’。从这个意义上来说，所谓人性就是人的‘语言性’。”（李葆嘉，2001a：1）随后，在《走出人文主义与科学主义对立的怪圈》中，笔者指出：“语言的研究或语言学，归根结底就是人性（生物人、心理人）和人学（艺术人、社会人、经济人、科技人）的研究。”（李葆嘉，2001b：357）笔者坚持认为，“只有确立语言的本体是人类的认知行为，符号的结构是对象的结构临摹，语言的表达是内心的感受宣泄，语言学的研究就是揭示语言行为的认知性、语言结构的象似性和语言表达的宣泄性，才能够拆除普罗克拉斯提斯之床”（李葆嘉，2001b：362）。

笔者之所以写下“语言性即人性”“语言学即人学”这些话语，除了受当时“文化热、历史热”氛围的影响，可能还受到Meillet一句话的感召。Meillet曾批评索绪尔的《普通语言学教程》“太强调语言的系统性，以至于忘却了语言中人的存在”（转引自戚雨村，1997：52-53）。1997年，笔者最初看到这句话时仅从字面上理解——语言的主体是人。直到2014年，在翻译B. Nerlich的《欧洲语义学理论》（Semantic Theories in Europe）时，笔者才恍然大悟——强调语言中人的位置，这正是de Saussure和Meillet的老师Bréal早年提出并一直坚持的人本语言学思想。在Bréal所处的时代语言有机体学说盛行，Bréal（1866：67）认为：“对人类语言的描述不允许我们遗忘人类，人类是语言的根源及目的。语言中的每件事，不是从人类出发，就是针对人类。”他一直主张研究人类在语言中的地位与影响。其同仁Paris（1868：242）也认为：“语言发展的原因不在于语言本身，而在于人类，在于主宰人性的生理和心理规律。”晚年时，Bréal（1897）在《语义学探索》中归纳了语言的一般心智规律（包括隐喻认知、主观化、语法化、结构和功能等），强调对语言发展过程的研究要直接诉诸人类的心智和意志，要坚持语言进步观和语言促进心智发展观等。然而，Bréal没有想到，其学生de Saussure竟将人这一主体逐出了语言系统。而Meillet则一直认同Bréal的理念，坚决反对《普通语言学教程》中那种忘却了语言中人的存在的“系统性”。

2. 语言学人本传统的“三道裂隙”

20世纪时，欧洲语言学的人本传统出现了“三道裂隙”（李葆嘉，2018）。第一道裂隙是形式结构主义，de Saussure（1916：168-169）强调：“语言是形式而非实体……我们表述语言中事物时所有不正确的方式都来自这个无意识的假设，即在语言现象中存在实体。”第二道裂隙是形式描写主义，Bloomfield（1933：114）坚持认为：“由于我们无从界定大多数意义并显示其稳定性，因此我们必须把语言的明确性和稳固性作为语言学研究的前提。” Harris（1951）则绝对排斥语义。第三道裂隙是形式生成主义，Chomsky（1957：17）主张：“语法是自主的且独立于意义，并且概率模型对语法结构的一些基本问题没有特别的洞察。”

王寅（2019：19）在《体认语言学发凡》中曾写道：“20世纪初，索绪尔深受西方形而上学、二元论和先验哲学的影响，发动了第一场语言学界的‘哥白尼革命’。……乔姆斯基也受西方传统哲学和索绪尔结构主义语言理论的熏陶，……发动了20世纪第二场语言学界的‘哥白尼革命’。”关于de Saussure的“哥白尼革命”，学界通常是从R. H. Robins（1921—2000）的《语言学简史》中看到的。Robins（2001：224）写道：“虽然索绪尔利用的语言受到限制，主要是欧洲的常见语言，但是他对20世纪语言学的影响可以说是开拓性的、无与伦比的。《普通语言学教程》的出版被比作该学科的‘哥白尼革命’。”该比喻来自荷兰语言学家P. A. Verburg（1905—1989）的《葆朴语言学概念的背景》（1949）。其实，de Saussure并未交代其哲学基础。据后人研究，静态语言学理论拥有3个直接来源：其哲学基础源自Durkheim的社会学理论，其核心概念源自Бодуэн де Куртенэ的语言理论，其符号学原则源自W. D. Whitney（1827—1894）的语言符号学说（李葆嘉，1998）。在语言学界，de Saussure及其弟子被称为“日内瓦学派”，但苏联学界将de Saussure等人归入“社会心理学派”。

而所谓“乔姆斯基革命”，则是由美国哲学家R. Sklar在1968年发表的《乔姆斯基的语言学革命》中首次提出的，他效仿的是T. Kunn“科学结构的革命”（1962）这一说法。同样，Chomsky早期也没有明确的哲学基础。对此，Lakoff & Johnson（1999：470）的看法是：“Chomsky语言理论的主要技术理念，是在数理逻辑中发展起来的形式语言。E. Post提出的形式语言数学理论，既是Chomsky形式语言理论直接灵感的来源，也是其理论的数学背景。”1936年，波兰裔美国逻辑学家E. Post（1897—1954）在《有限组合过程》中提出“波斯特生成式系统”，即根据符号串代替规则所建立的“波斯特机”计算模型，其中的每条规则都被称为生成式。该系统发展了形式语言的数学理论，被用于描述算法，等同于数理逻辑和图灵机理论（或递归函数）中的验证理论。这就是Chomsky理论的主要思想资源。至于后来Chomsky在《笛卡尔语言学》（1966）中将其哲学基础追溯到笛卡尔的唯理主义和普遍语法观，很可能是某种贴牌，而非《句法结构》真正的哲学基础。

3. “吃出来”的基本意象图式

20世纪60年代出现了“语言学研究的语义转向”，直至那时，当代语言学才逐步回归欧洲的人本传统。Lakoff（1987：272-278）在《女人、火与危险事物：范畴显示的心智》第十七章中提出了6种基本意象图式并讨论其形成经验。在《体认语言学》的第十三章中，王寅（2020：315-320）亦从句法成因的角度对此作出了相应讨论。在《译序：身心和语言的世界》中，笔者也提出要放眼远古，在距今3万至1万年的人类活动及其认知基础上探究基本意象图式（即可追溯的原型）（李葆嘉，2017）。既然认知主体是肉身，是肉身的活动与心智在认知，那么维持肉身的存在就是人类最基本的本原活动。由此，人类最基本的肌肉运动就是围绕吃饭（为了个体存活、后代哺育和种群繁衍）而展开的活动——最初的或最基本的意象图式，必然建立在围绕吃饭的肉身体验基础之上。

人体就是一个容器。容器图式的基础体验就是吃的过程，其原型就是“进食图式”。人类住进山洞（各种房屋），形成进—出处所的容器图式；人们制造陶器（及其他各种容器），形成存—取事物的容器图式。此后，再进一步衍生出各种抽象容器图式。据此类推，活动路径图式（起点—路径—终点）是基于对食物的获取活动（包括采集、渔猎和寻找食源的迁徙）产生的，其原型就是“捕食图式”。后来，活动路径图式又抽象为意图—手段—目标的行为图式（完成各种任务）。无论方向图式、终点图式、上—下图式，还是线性序列图式、链锁图式、前—后图式，都是该图式的派生。整体—部分图式则基于对食物（特别是猎捕的动物）的分割活动，其原型就是“分食图式”。人类对所捕获的猎物的分割映射为人类对自身肉体的区分。中心—边缘图式是整体一部分图式的派生，是从功能角度对整体各组成部分的进一步认知。比如，动物的头或心是中心，肢体爪子是边缘。此后，整体一部分图式又衍生为各种抽象的整—分图式，再进一步抽象为对象—分析—结果的思维图式（完成概念和事理分析）。

如图1所示，大体而言，捕食图式（即活动路径图式）凸显的是动作，分食图式（即整体—部分图式）凸显的是事物，而进食图式（即容器图式）则是动作、事物兼顾。前概念结构、经验意象图式是“吃”出来的，基本概念、基本范畴是“吃”出来的。人类的基本认知体验首先是“吃”。在这一基础上，人类才建起语言、社会、技艺、文化、哲学、科学等各种形态的大厦（李葆嘉，2017：38-40）。

图1   人类基本的进食图式的形成轨迹

尽管语言学一直在不断发展，但要解决的基本问题并未改变：①人类拥有怎样的认知能力?②人类是怎样认知世界的?③人类认知和世界之间存在怎样的关系?④人类认知和语言之间是怎样的关系?⑤如何描述和阐明（以及人工模拟）人类语言（包括系统和能力）?

本文来源：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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